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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过去,不为断简蠹书之业,忘做皓首穷经之士,到而今,徒荷饱食国粹之躯,以文雅之表裹贫瘠之腹,再重来,追寻历史旧梦,守望未来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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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的悲剧意识  

2008-09-30 09:27:46|  分类: 漫笔人生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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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的悲剧意识

 

  中国文化较早达到“人的自觉”,不是表现为宗教观淡薄,而是表现为一种强烈的忧患意识。

  中国文化最先是一种宗教文化,随后才产生出了史官文化。这两者都不可能产生“士”阶层。直到春秋时期,“士”阶层诞生了。

  “君子之泽,五世而斩”按官阶进行奉禄分配,延续到五代人以后,就没有什么可分配了。食奉禄阶层可掌握文化,这是中国“士”阶层的第一个来源;另外,由于经济的发展等原因,也使一批有条件的可以去掌握文化。

  “士”阶层诞生之初,所面临的是亡纲解流的现实,天下大乱的时代。在此历史背景之下,中国“士”阶层从诞生之日起,就不得不肩负起政治与文化的双重任务。一方面,一个人生计艰难而掌握有“治国之术”的士人,根据历史知识和自己积累的社会经验,设计出了一个又一个建构帝国大厦的模型,然后周游列国,四处游说,以求自己炮制出来的方案化作未来世界的构造形式。另一方面,“士”阶层的产生就是以从事文化事业为前提的,“士”人们都有不可推卸的学习知识、繁荣文化的责任。因此,春秋战国时期在文化上曾出现过“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壮观局面。

  中国“士”阶层在“学而优则仕”思想的指导下,他们对现实政治有一种强烈的参与意识,以从政为主业,把文化作为副业。同时,他们对现实政治又有强烈的依赖关系,“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士”阶层这“毛”只能依附在现实政权这张皮上。“士”人只能由“学”入“仕”,可其政治理想又往往与现实不相容,难已入“仕”。这种传统文化之本身就具有一种悲悯意识,因为“士”只是依附政权这张“皮”上的“毛”,没有独立人格。悲悯意识与精神愉悦的统一,在于苦中求乐并乐而忘忧的情感生活方式,大多数士人们都如白居易的晚年,走向心理避难所,丧失了锐意进取的无畏精神和义无反顾的气魄,唱出了“不分物黑白,但与时沉浮”的低沉之声,“面上灭除忧喜色,胸中消尽是非心。”士人们从思考自身命运的角度出发而进行历史反思,使士人们从此坠入了永久的、普遍的悲观情绪的深渊,这种悲悯意识如流感一样十分流行,覆盖面之宽泛令人吃惊     

  梧桐夜雨,芳草斜阳,断鸿声里,烟波江上,随处可感觉到悲愁;

  出门,则“鸡声茅店月,人迹板桥霜”,在家是“梨花小院月黄昏”,“一曲栏干一断魂”,真的是“出亦愁、入亦愁,座中何人,谁不怀愁?”

  既便是“少年不识愁滋味”,也要“为赋新诗强说愁”。这种“集体无意识”支配了每一个人,连杜甫那样的大诗人也不免受其支配,“愁极本凭诗遣兴,诗成吟诵转凄凉。”但最终这种悲悯意识是与“先天下之忧而忧”的忧患意识相统一的。正如范仲淹所说:“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进亦忧,退亦忧。然则何时而乐耶?其必曰先天下之忧而居,后天下之乐而乐乎。”

  人生的悲剧,主要有两种。正如萧伯纳所说:

  人生有两种悲剧,其一为欲望难遂,另一为欲望得遂。

  我们所处的时代是一个空前断裂的时代。裂谷这边徘徊着古老中国传统的幽灵,那边响着现代文化的足音。生活于其中的现代中国人特别是年轻人攀上面前那陡峭的崖壁,却总摆脱不了传统从背后罩下的阴影。在新旧文化的撞击中自诩为“现代人”,其实更多地是“传统人”。不愿臣服于传统,却又接受不了别人的反传统。一切注定了是悲剧,一种既要反传统又要保留传统和反不了传统的悲剧。这是文化冲突的悲剧,是个体无法回避的悲剧,这种悲剧越是“现代人”越能感受到。

  一、“欲望难遂”悲

  传统文化中“学而优则仕”、“达则兼济天下”等政治观念对士人们加以导向,就逐步造就了中国“士”阶层集政治、文化于一身并由文化而政治的人格理想。

 “士”人们都具有宏伟的政治理想,把“学”作为“仕”的手段和途径;另一面,他们的政治理想往往又与现实社会不相容,甚至产生不可调和的矛盾,他们四处碰壁,辗转悲鸣。

  陆游的一生都死在为收复中原、统一祖国而呼喊。虽怀有救国救民的伟大志向,却始终不得其用,直到晚年也壮志难酬,只好“心在天山,身老沧州”。

  悲剧冲突,就是“历史的必然要求和这种要求的实际上不可能实现”。历史的必然要求,是指士人们的要求、意愿和理想是代表或者符合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的。他们的身上都存在着不同程度的美好的,值得肯定的品质。“这一要求实际上不可能实现”,指的是反动腐朽黑暗的社会势力或盲目的、违背客观规律的社会思潮,肆意阻碍、压抑、扼杀当时进步的、合理的社会力量,使其要求、意愿和理想无法达到和实现。这是欲望难遂悲剧。商鞅的车裂、吴起之难、晁错之死、王叔文被杀和八司马遭贬、王安石的千古罪名、范仲淹与庆历新政的夭亡、张居正的死后废黜、谭嗣同问斩等均属欲望难遂类的悲剧。

  二、“欲望得遂”悲

  中国唯一有权干预政治的整个士大夫阶层,可望是在仕途上“欲望得遂”,实质上是处于一种被阉割的地位。被阉割不仅意味着一种性心理的焦虑,也意味着对自身主体职能的焦虑。君为臣纲,夫为妻纲,明确的暗示了人们的“臣”就是处于一种妻的位置上。在这种被阉割的心态下,士大夫文人们自喻女性是很相宜的。文人作品中的女性形象,只是一种装填了他们“阴属”情感的载体而已。经过一段时间的宠幸,又突然被无情的抛弃,其原因往往又是不明不白的,因而被宠幸时的情感也是非常丰富、复杂的。这种悲比欲望难遂更可悲。处于被阉割地位的欲望得遂者,只能做到忍,不知廉耻,诬之不怒,弹之不耻,贬之不去,逐之不走,所谓“笑骂由你笑骂,好官我自为之。”堂堂宰相们是如何处之呢?李日方从不伤人害物,每日焚香沐浴,口颂御诗;李沅对任何事情从不表态,号称“波嘴葫芦”;吕大防更甚,终日端坐不言,号称“铁哈蜊”;王王圭只管转取圣旨,号称“三旨相公”;富弼更是“一向畏事,只是要看经念佛”,宰相尚且如此,其他可想而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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