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悲壮的安魂曲  

2008-09-30 09:29:08|  分类: 文艺人生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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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悲壮的安魂曲

 

  汉代是宗法思想经学化的初始时期,也是中国古代正统文学的定型时期,《焦仲卿妻》是经过文人加工过的汉乐府民歌,叙述的是刘兰芝和焦仲卿在与封建礼教的冲突中,双双以死来表示反抗而最终达到了“死同穴”的爱情完满的动人故事。该诗带有极深的时代文化烙印,其刘兰芝形象的塑造有着极强的文化意义。《焦仲卿妻》无疑是封建礼教牺牲者们的一支安魂曲

  在“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汉代,已结束了百家争鸣的局面,儒学定于一尊,人们思想也逐渐进入了定型化时期。儒学重事功,重群众规范,其主要是“仁”和“礼”两个方面的内容。“仁”是侧重于思想美的准则;“礼”是侧重于行为美的准则。一个人在与他人的关系中只要符合礼就是“仁”,而“礼”则是社会对人的外在约束,是西周以来形成的一套“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社会礼乐制度,每个人都必须按照自己的名分来做事,以保持上下尊卑、等级分明的社会秩序,否则就是违礼,就会受到应有的惩罚。这些都无疑给人们进行了明确的规范。人的个体情感经过汉代社会的严肃规范,已导向了社会的伦理人生而进入了“秩序”。人们的行为尤其是反抗行为从此只能是一种在“礼”所允许的范围内的合礼性行为。因此,《焦仲卿妻》表面上虽可以笼统的说反映了对封建礼教的反抗,实质上就其文化背景上看却是对滥用礼教的反抗,其总体风貌上体现出了一种儒家文化的“发乎情,止乎礼义”的规范。

  首先,诗中塑造的刘兰芝形象,是完全符合封建礼教对女性的规范的。她是一个温、良、恭、俭、让等妇道美德一应俱全的理想化人物形象。她美丽:“足下蹑丝履,头上玳瑁光……纤纤作细步,精妙世无双”;她聪明:“十三能织素,十四学裁衣,十五弹箜篌,十六诵诗书”;她勤劳:“鸡鸣入机织,夜夜不得息”;她善良:敬重婆婆,抚爱小姑,与丈夫相亲相爱。诗中用大量的篇幅,以赞美的笔调,描绘出了她这样一个有教养、知书达礼的封建淑女形象。

  其次,诗歌还着力表现了刘兰芝坚强不屈的性格和对爱情的忠贞不渝。而她这种品质仍具有以男性为中心的封建礼数的特定的质的规定性。

  刘兰芝无辜被休回娘家,命运是如此的不公与无情,但她始终沉着、勇敢,没有向任何对她进行迫害的恶势力屈服过。中国文化在“家”这个层面上“父母”是不可反抗和战胜的。正如在“国”这个层面上“君王”是至高无尚、不可战胜的一样。焦母充分利用了这种家国同构文化赋给家长的权威,实行专制主义统治,这也算是符合封建之“礼”的一面,但她故意嫌弃刘兰芝,以“此妇女礼节,举动自专由”为借口,强逼儿子“遣去慎莫留”。刘兰芝对丈夫的诉说却是“奉事循公老,进止敢自专?”两相对比之中,可见焦母的滥礼而无理。刘兰芝对此沉着勇敢,据理反抗:“非为织作迟,君家妇难为”就是对婆婆专横霸道的直接控诉;临别之时,她对小姑委婉沉痛,对丈夫惜泪涟涟,而对婆婆则不卑不亢、从容不迫,这实际上是对滥用礼教者的间接反抗。她回到娘家之后,其哥又充分利用封建礼教所赐给男性的特权,转而干涉妹妹,残酷逼嫁。刘兰芝坚决不从,她是力争人格的完全独立,“寂兮寥兮,独立而不致。”

  但是,中国文化没有赋予人们反抗父母和兄长的权力,这就决定了刘兰芝的反抗只能采取一种合于“礼”的退让式的抗争方式。虽然“上堂谢阿母,阿母怒不止”,但她仍谦恭陈词,向婆婆表示歉意和牵挂,“昔作女儿时,生小出野里,本自无教训,兼愧贵家子。受母钱帛多,不堪母驱使,今日还家去,念母劳家里。”这些言行既有反抗成分,也不失对婆婆的上下尊卑和忠孝的礼节。虽然对哥哥滥用男权逼嫁表示反抗,但又以“处分适兄意,那得自任专”的封建秩序约制自己。她为了不违背兄意,也不违背己愿,只好选择了一条出嫁即死的解脱办法,达到了在合礼范围内对正义与自身独立人格的抗争。诗歌对她这种“发乎情,止乎礼义”的举止和以死明节的义烈行为是倍加颂扬的,凸现了她恪守封建礼教的美德。这说明刘兰芝的反抗,只是对婆婆和哥哥滥用礼教的反抗,并不是反抗封建礼教本身。它是一种充满自我牺牲和悲剧意识的“温柔敦厚”式的反抗,是一种符合“发乎情,止乎礼义”的儒家文化规范的反抗。

  由此观之,刘兰芝的反抗性格是与她真挚的爱情相统一的,是与她追求独立人格的自觉意识相统一的,她是与她恪守封建礼教规范相统一的。在强大的礼制和滥用者的淫威面前,刘兰芝的反抗又是命定了没有出路的。不说“三从四德”重压下的纤柔女性,就连堂堂大诗人陆游在爱与礼发生冲突时也只得低头屈服,但是老子说过“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坚强”,绝望而不愿苟活的刘兰芝,便采取了“举身赴清池”的自祭方式来表达了内心的不平与强烈的反抗,刘兰芝这一形象的塑造,充分表现了人们尤其是“士”人们不能自主命运而寄希望于形象完满的审美心态,她是男人理想化了的艺术形象。在以男性为中心的社会里,女性是无足轻重的,其生死反抗往往也不能引起社会的极大震动。正如《红楼梦》中的金钏、晴雯,甚至林黛玉的生生死死一样,刘兰芝的死也必将如流星一闪,旋即而逝,而意料之外它又产生了深远的社会影响,这主要是由于焦仲卿也“自挂东南枝”来认可了这一感情和行为,注入了男性的理想成分,刘兰芝的自祭也才具有了悲剧意义。

  可见,刘兰芝不是一位反抗礼教的女性,而是一位反抗滥用礼教的女性,是一位具有封建社会中男性文化规定质的女性。《焦仲卿妻》整个故事的悲剧美也就根植于这样一个对抗性的矛盾基点:女主人公按照秩序标准是无可非议的,而且诗歌还层层深入的表现了她对封建礼教的遵循和宁死不苟的选择,但这一切事实又掩盖了她对礼教遵循的可悲和别无选择的原因。一个遵守封建礼教的美好女性,却偏偏成了封建礼教及其滥用者的牺牲品,这就是文化的迷误。同时,“进入秩序”不仅意味着人们思想行为的正统化,而且还包括着对故事安排一个合礼化、不可或缺的结局,所以《焦仲卿妻》中主人公不论经受怎样的千拦万阻,最终必定要达到一种叙事上和意识形态上的完整和完满,于是诗歌便直叙了那不掩其虚幻性的结局    合葬。这既不违犯礼教规范,又对滥用礼教者进行了规劝,“多谢后世人,戒之慎勿忘”更使人们从中获得了一种心理上的安慰与平衡,它无异于给封建礼教的牺牲者们奏了一曲安魂曲,也为人们又特别是封建“士”人们的命运唱了一曲哀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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